南京云锦明代龙袍。南京云锦博物馆藏
唐代丝织业很发达,妇女大量从事丝织劳作，唐代张萱的《捣练图》即可作为印证。图为该图的局部拼接
南宋《蚕织图》局部。黑龙江博物馆藏
展现从前妇女纺纱织全部生产过程的蜀绣《女十忙》
七夕是中国传统节日。人们或许未必意识到，七夕的主角、主纺织丝帛的女神织女以及自汉代就被吟诵的七夕诗句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”，无不呈现出对于中国千年纺织传统的观照。
蚕桑丝织可谓凝结中国历史、科技、艺术、文学、美学、民俗等标志性文化的综合形式，有利于建构民族的认同。无论陆上还是海上“丝绸之路”，这条亚欧商贸与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动脉，已成为一条东西方文明与文化融合、交流的对话之路。如今，作为文明互鉴交流与文化对话媒介的世界文化遗产，中国的蚕桑丝织文化正以“一带一路”为载体，多方位开启一系列蚕桑文化的复兴、重塑与再造。这部历久弥新的锦绣华章有待大众细细品读。
——编者
甲骨文中与“丝”相关的“桑、蚕、帛、束”等多达百余字，且中国古代丝织物类目繁多，如罗、纹、绮、锦、绣等。《诗经·小雅·巷伯》中出现的“贝锦”,郑玄注为“犹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锦文。”五色斑斓的锦，以彩色丝线织成，需要先进的织机与技法，自出现后便被视为贵重的高级织物。战国时“锦”“绣”二字常连称，以代表最美丽的织物，后成为“美丽、美好”的象征，如锦绣文章。
西汉张骞出使西域，此后“丝绸之路”绵亘万里、延续千年，以开放包容、互利共赢的精神，于2014年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是最具开放性和世界影响力的文化遗产之一。中国丝绸随丝路贸易的流动，成为闻名世界的文化标志符号。2009年，“中国蚕桑丝织技艺”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自此，一项线性世界文化遗产与一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共同开启了东西方文明交流赓续的新篇章。
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中国蚕桑丝织传统技艺，不仅包括杭罗、缂丝、蜀锦、宋锦等织造技艺，还包括轧蚕花、扫蚕花地等一系列生产习俗，突破了传统手工技艺与知识的范畴，渗透至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涉及民间信仰、文学与口头传统、节日庆典、民俗仪礼以及民间艺术等等。知识、技艺与蚕桑文化空间共同形塑了中国丝绸遗产的完整结构，丰饶的蚕桑丝织文化成为遗产保护中最具深层意涵的重要部分。
桑蚕神话充分展现中国先民瑰丽而浪漫的想象,为此后文学、艺术、民俗等发生发展，提供了丰沛的创造源泉
蚕桑丝织文化对中国社会运行的深层结构与东方思维影响深远。从中国浩瀚的典籍与图像中，可以溯源“祀奉先蚕”的国家礼制，审读“务农课桑”的道德规训，更为可贵的是流传于世的蚕桑神话、传说故事、歌谣谚语等，以口口相传的鲜活形式建构出一座口头资源的宝库。有关桑蚕神话主要体现为这样两种：
一是桑树神话。上古时期，桑林不仅是蚕桑的生产场所，也是进行“祈雨求子”等巫术活动的圣地，桑树故又被称为“生命树”。先民从桑树中生发出了“扶桑”“空桑”“帝女桑”等神话概念，认为通过桑树的灵媒能与天神沟通，得到神灵的恩赐或圣贤先哲的指引。
《山海经·海外东经》载：“汤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……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。”《说文解字》也指出“扶桑神木，日所出。”将“日出扶桑”和“十日神话”紧密相连。“桑林祈雨”说的是“汤之时，七年大旱，汤乃以身祷雨于桑林。”商汤王以身祈雨的仁德感动了上天故而降下甘霖，此传说先后见于先秦诸子，如《墨子·兼爱》《荀子·大略》《淮南子·主术》《论衡·感虚》等。
“空桑”的传说故事则与三位历史贤哲相关，他们分别是上古时期的顓顼、商朝宰相伊尹和春秋战国的孔子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篇》记：“帝顓顼生自若水，实处空桑，乃登为帝。”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述：“有莘氏女子釆桑，得婴儿于空桑之中……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。”《春秋讳·春秋演孔图》云：“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……汝乳必于空桑之中，觉则若感，生丘于空桑之中。”
“帝女桑”的神话最早见于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：“又东五十五里，曰宣山……其上有桑焉，大五十尺，其枝四衢，其叶大尺余，赤理黄华青拊，名曰帝女之桑。”说的是南方赤帝的女儿修道成仙，在南洋崿山的桑树上作巢不肯下树，赤帝爱女心切，放火烧了桑树，而女儿也随之升天的神话故事。
二是蚕虫神话。流传甚广的“马皮蚕女”民间故事由“蚕马神话”演化而来，最早可溯至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：“欧丝之野在大踵东，一女子跪据树欧丝。”这里欧丝女子尚是蚕神的雏形；到了战国时期荀子的《赋篇》中，则记有“此夫身女好，而头马首者与？”此时的蚕女已与马形联系在了一起。
日本延历寺沙门安然在《悉昙藏》中描写道，南天竺国之境内有马国，当地人声音、样貌都酷似马匹，“马鸣菩萨”曾经化身为蚕虫现身该国“自口出丝令人作衣”。东晋干宝的《搜神记·女化蚕》完整讲述了“马皮蚕女”的故事：“女及马皮，尽化为蚕，而绩于树上。”到了宋人戴埴的《鼠璞》中“蚕马同本”条目引述了《搜神记》故事，并指出民间蚕神“马头娘”与“马鸣菩萨”在情节与文本上已融合在了一起。
中国地方性的蚕神祭祀多轨并行且具有典型的地域色彩。蜀地祭祀的蚕神是蚕丛氏、青衣神。蚕丛，文献载其为古代蜀王，传说他曾服青衣教人蚕桑，肇兴蚕织，死后被尊为青衣神。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卷七载：“传蚕丛氏初为蜀侯，后称蜀王，常服青衣，巡行郊野，教民蚕事。乡人感其德，因为立祠祀之。”
中国的桑蚕神话在追溯桑蚕起源时，掺杂了远古时代物灵、图腾、化身等原始文化成分，充分展现了中国先民瑰丽而浪漫的想象,为此后文学、艺术、民俗等的发生发展，提供了丰沛的创造源泉。
丝织可“正人心，厚风俗”，对中国农业社会稳定的生产与家庭构成，乃至华夏传统文化体系稳定的维持，均有深远意涵
“治民之道，宜务于本，广农桑”。丝织的教化功用，首先体现在礼制上供奉“先蚕”以劝织。“先蚕”嫘祖传说是黄帝的元妃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记：“黄帝居轩辕之丘，而娶于西陵之女，是为嫘祖。嫘祖为黄帝正妃。”嫘祖在教民育蚕、治丝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。
周代《三礼》——《仪礼》《周礼》和《礼记》，是为国家正统的“礼典”，其中就记载了“王亲耕，后亲蚕”“中春，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”的祀礼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中载：“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，祠先蚕，礼以少牢”，首次出现了“先蚕”的称谓。《隋书.礼仪志》中则详细描述了从周到隋的国家祭祀蚕神体系：“后周制，皇后乘翠辂，率三妃三女弋，御媛御婉，三公夫人，三孤内子、至蚕所,以一太牢亲祭,进奠先蚕西陵氏神。”
由于桑蚕带来稳定的收入并可作为主要的赋税来源，自宋以降，先蚕祀典为历代王室所重视。由皇后亲自主导的“先蚕”祭祀，往往成为由帝王亲率的“先农”祭祀的配套礼制。如宋罗泌《路史·后纪五》记：“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，始教民育蚕，治丝茧，以供衣服，而天下无皴瘃之患，后世祀为先蚕。”
元代王祯的《农书》汇总了魏、晋、北齐、后周至隋朝各朝先蚕坛的不同规格并绘制了“先蚕坛”，中央竖立先蚕灵位，四周由皇后率领群妃拜祭的场景。“先蚕”助祭，从教化的角度来说，可“正人心，厚风俗”，对中国农业社会“男耕女织”稳定的生产与家庭构成，皇权统治、天下太平的巩固，乃至华夏传统文化体系稳定的维持，均有着深远的意涵。
其次是典籍中褒扬丝织的母仪规训。最为著名的“孟母断机”，出自西汉刘向的《列女传·母仪传》：“孟子之少也，既学而归。孟母以刀断其织，孟子惧而问其故，孟母曰：‘子之学，若吾断斯织也。’”孟母认为“子之所学，犹如织机”，须识累丝成寸，累寸成尺、成丈、成匹，方为有用之物；而懒学倦迨，犹如断机自弃其功。自此，孟子发奋笃志，朝夕勤学，遂成大儒。孟母“断机”劝学的警喻，为后世流芳成为母仪的典范。
《列女传》中还记载了鲁季“敬姜说织”的故事。文伯相鲁，他的母亲敬姜谓之曰：“吾语汝治国之要，尽在经矣。”敬姜以织机的不同部位喻指治国的要诀就在于经纬之上。幅，为控制织物幅宽的幅撑，“正曲枉，可以为将”；物，为整理经丝的工具，“治芜与莫，可以为都大夫”；综，为提升经线的综杆，“推而往，引而来者，可以为关内之师”；轴为卷布轴，“服重任，行远道，正直而固者，可以为相”等。敬姜形象地以织机喻指充分了解贤才并委以重用，让文伯透彻领悟，再拜受教。
此外，还可从图像记录上来劝织教化。《耕织图》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主题的绘画题材。追溯桑蚕意像的图案，可推至更早，如战国铜器上的采桑图，秦汉之后以至隋唐，画像石、画像砖及墓室壁画、石窟壁画中的采桑图、纺织图等。
严格意义上的劝织图，始自南宋楼璹绘制的《耕织图》，这是我国第一部体系化的农学记录，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劳作场景。绘制的45幅场景中，耕图21幅、织图24幅。“织自浴蚕以至剪帛，凡二十四事，事为之图，系以五言诗一章，章八句。农桑之务，曲尽情状。”以“一图、一景、一诗”图文并茂的方式，完成务农课桑的科学技术传播，更凸显了“民生民情”的社会教化功能。此后，历朝官方多沿用“耕织图”的图、诗并置方式以达劝课农桑之绩，如元代程棨的《耕织图》、清康熙的《御制耕织图》等。
“蚕桑者，衣之源，民之命也”。农桑关系到国计民生之根本，目的是“以示子孙臣庶，俾知粒食维艰，授衣匪易”“教化百姓专于本业、勤于耕织”。
蚕桑丝织意象被赋予文学性审美意蕴和特定文化内涵。桑园或桑田，成为诗人抒发心性与明志的创作题材而被反复歌咏
纵观蚕桑丝织文化千年演进，不仅解决了国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，更以丰饶的经济产能养育生民，为社会治理制度的建构，夯实了物质性基础；同时，蚕桑丝织也滋养出了汉语瑰丽的语汇，编织出璀璨的文章，此种诗性美学已如同铭纹般镌刻于华夏子民的心性之中。
在诗歌创作中，蚕桑丝织意象被赋予了文学性的审美意蕴和特定的文化内涵。桑园或桑田，成为诗人抒发心性与明志的创作题材而被反复歌咏。文人士大夫阶层，无论是身处居庙堂之高，或处江湖之远，均毫无例外地对丰沃的桑叶、醉人的桑葚，抑或是美丽的采桑女，恬静的田园生活充满了向往与热爱。
如《诗三百》中的蚕桑之作,既有描写农桑的劳作场景与清新活泼的田园风光，《魏风·十亩之间》的“十亩之间兮，桑者闲闲兮，行与子还兮。十亩之外兮，桑者泄泄兮，行与子逝兮”；又有表达青年男女相慕与幽怨的爱情诗篇，如《卫风·氓》：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。于嗟鸠兮，无食桑葚！于嗟女兮，无与士耽”。
更有汉乐府《陌上桑》的“秦氏有好女,自名为罗敷。罗敷喜蚕桑,采桑城南隅。”三国曹植《美女篇》的“采桑歧路间，柔条纷冉冉,落叶何翩翩。”南北朝乐府的《采桑度》“女儿采春桑,歌吹当春曲。冶游采桑女,尽有芳春色。”诸多诗作展现了采桑女动人的面容，犹如春日明媚的阳光，成为世间美好之物的代言。
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东晋诗人陶渊明，则为蚕桑赋予了“隐逸、恬淡”的魏晋风度。他的田园诗集思想性、艺术性为一体，《归园田居》五首为其代表。“代耕非所望,所愿在田桑。”陶氏通过蚕桑农事营造出“田园居”这一具有理想主义与象征意味的美学环境，成为此后文人创作诗文，抚慰身心、平复躁动情绪、培养安宁恬淡人格的修为方式。
随着唐朝诗文进入鼎盛期，《全唐诗》中与蚕业相关的诗歌多达490多首，形成了“自然、平和、简朴”的田园诗派。通过对蚕桑劳作的摹写，表达出文人士大夫们希望脱离尘世、享受田园之乐的人生理想。如李白《赠清漳明府侄聿》的“缫丝鸣机杼，百里声相闻”；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的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。”自此，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课桑眠蚕、宿夜机杼、美酒放歌等一幅又一幅平和、冲淡的田园图像。
从民间说唱表演“扫蚕花地”，到江南婚嫁仪式中的送蚕花、点蚕花，人们藉由蚕桑丝织表达对祥和生活的向往
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里，蚕桑丝织的每一生产阶段均形成了独特的知识与技艺体系，不仅是智慧与经验的沉淀，更成为了民间生活仪轨的重要见证，渗透于蚕桑信俗、食俗、娱俗、民居营建与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。
“蚕花庙会”是江南祈蚕的公共空间形式。在浙江湖州含山一带，每年清明前后要举行“祭龙蚕会”或称“轧蚕花”。江南发达的水系，为蚕花庙会增添了舟船的华彩。从四方摇舟而来蚕农，纷纷向蚕神供奉并叩拜行礼以祈当年蚕花丰收。各色船只于江中竞演，既是酬神的演乐，也是娱人的风尚。儿童在彩台高搭的名阁船上扮演着戏出角色；艺人在数丈高的船竿上表演杂耍；拳船上，则上演惊心动魄的拳脚飞腾。舟船往来，围观者终日不散。
“扫蚕花地”则是一种从古老的祈蚕仪式演化而来的民间说唱表演。通常由女子单人唱舞，并以小锣伴奏。表演者头戴蚕花，身穿红裙，手拿红绸，模拟扫地、糊窗、掸蚕蚁、采桑叶、喂蚕、捉蚕、换匾、上山、采茧等一系列蚕事生产动作，在此过程中，蚕花娘娘会送来吉祥的蚕花以示庇佑。
“祈蚕仪式”，一般会在蚕室特别方位的墙壁上砌神龛以供蚕神像的“神码”或“码张”，以示对蚕神的敬畏之心与祈求蚕事旺盛的愿景。“祛蚕祟”则是使用厌胜的方式来保护蚕业生产：一是在白虎星神像前供奉酒肉，使其饱餐，以免作祟；二是于门前挂弓箭，或是地面以石灰画白虎，恐吓其不敢接近；三是取食螺蛳并将其壳撒于屋顶，意为驱散蚕病；四是贴门神画或蚕猫纸画，在蚕房供奉泥塑蚕猫等。
江南婚嫁仪式中有送蚕花、点蚕花、讨蚕花蜡烛、撒蚕花铜钿、经蚕肚肠、送桑树陪嫁等习俗。在浙江海盐一带，女方“送蚕花”是象征性地选择一张蚕种或是几条蚕虫作为婚嫁的信物送到夫家，意味着将娘家的“蚕花运”带至夫家；接亲时，夫家要向四周抛撒“蚕花铜钿”以代替枣子、花生的“撒帐”仪式；新妇“回门”前，要在家中女性长辈面前打开嫁妆箱，一一点数陪嫁的衣裙等，俗称“点蚕花”。
民居建造新屋上梁时，要举行古老的赕神仪式“接蚕花”。上正梁时悬挂的红绿绸绢须由娘家制作，交由木匠挂于正梁之上，并向下抛撒事先备好糕点、铜钿、糖果等，由房主夫妇手扯被单接抛撒下来的物品。木匠欣然唱起《接蚕花》歌：“四角全被张端正，二位对面笑盈盈；东君接得蚕花去，看出龙蚕廿四分。双手接得蚕花去，一被蚕花万倍收。”
总之，藉由蚕桑丝织表达对富裕、祥和生活的诉求与向往，正是蚕桑民俗风尚生生不息，世代相传的体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