衣食住行“衣”为先，具有遮体保暖的实用功能，其次是美化装饰功能，古今通之。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服式的“褒衣博带”与“毡裘左衽”相对，因此，除了体质人类学特征之外，服式还具有区别此文化与彼文化的特征。
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打破传统固有服式的模式，以求生存与发展。服式的变革，促就了赵国的强军之梦，塑就了中国古代戎服的范本。孝文帝追随汉魏古制，变革鲜卑服式，将鲜卑民族融入华夏民族的大家庭。达成了北魏的民族融合大业，成就了中国古代冠冕之制。服式的变革，是对文化的认同、打破与尊重、交融，也是历史发展的风向标。
中国最古老的服式是“上衣下裳”与“衣裳连属”，一套衣服分为头衣、体衣、下衣等，其特点是“褒衣博带”。为了区别社会不同的阶层，还规定了服饰的样式、色彩和佩饰，确立了较为完备、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。
西汉文帝时，匈奴请和亲，遣宦者中行说陪汉公主出降。匈奴单于好汉物，中行说曾加以劝诫，对比汉匈衣物的使用价值，曰“汉缯絮，以驰草棘中，衣袴皆裂敝，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”。言外之意，汉家衣裳不仅形制甚至质地，都只适用于居室中活动以及乘车，而不利于野外作战。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游牧和狩猎的需要，形成了上衣下裤的“袴褶”。
袴褶图
汉至隋唐，袴褶作为天子戎服、武士的朝服、上下公服、武士侍从的服式，盛行于世而经久不衰。西汉时，胡服成为近臣与武士之服式。汉末，始有“袴褶”之名。魏晋之时，南朝齐世祖“以行北诸戍士卒多繿缕，送袴褶三千具”。南朝刘宋“校猎之官着袴褶”。袴褶的材质，也历代有别，如魏晋六朝时期，“杂用缣锦织成紬布皮韦”而成；隋代天子及皇太子的袴则用布裁剪褶用罗质布料、制作；唐代以品级来确定袴褶的材质，“五品以上通用紬绫及罗，六品以下用小绫，流外小吏亦用布焉”。历史记载证明，源于北方便于骑射的袴褶，因其适应骑乘之便，而作为戎服被中原汉民族所利用。从而也表明，作为文化习俗之一的衣饰，在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，可见一斑。
袴褶也是北魏的朝服，故常用以赏赐。孝文帝即位之初，曾“诏送白紬袴褶一具”，以褒奖王玄威的孝行。公元490年（太和十四年），高车阿伏至罗及穷奇遣使入见，孝文帝赏各“赐绣袴褶一具，杂彩百匹。”袴褶作为北魏朝服，可赐与外族以示奖赏。
交领单杉袴褶
衣为人之表，服式与内心的文化因子相关，所以，改变其文化因子，衣服服式的变革首当其冲，这是历代变革者都明了的道理。服式是服装的款式，服装是与人最贴近的外物，心理上接受了有别于自己民族心理与传统形式的服装，就等于接受了他族的理念与所代表的文化，因而使其就具有无所不能的穿透力与亲和力，可以打破传统的约束，冲破种族的界限，因而也是历史上重大变革的风向标，历史上的重大变革，都从服式的变革入手，实非巧合。
时至近代乃至今日，服式的改变变革，仍然是充当了社会变革者的最佳切入点。太平天国运动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均亦如此。中国近代革新运动，如北洋军队的服式、学生的服式等，都是从能统一整齐实施变化的特殊群体入手，首先在服装上发生了改变。由长袍马褂，变成了西装剪裁的短款制服便衣。直至1911年，近现代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后，中式男装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，衣服是翻领，上衣的左右、上下，各有一个带盖子和扣子的口袋，五粒纽扣。下身是西裤。为了纪念倡导服装革新改制的孙中山先生，这种款式的服式被冠以“中山装”之名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，身着中山装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成立。
古今中外，社会变革都伴随着服饰的革新，可见服式的变革是与每个社会的个体息息相关，因此，作为革新的切入点，具有现实性与亲和性。历史发展进程中，每一个服式的改变，都是文化的碰撞与交融，都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。
